而道德和权利，就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就是人们生之予之的现实世界，就是人生的全部。

[36]《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第一句话规定：凡基本法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或依据法律加以限制的，该法律必须具有一般性，并且不得仅适用于个案。这一类型的立法特征在于虽然指名道姓针对某一特定范畴（对象、事项、时限、区域），但仍属于权利义务未完结，需要等待后续其他的国家行为完结整个权利义务。

[56]这种层面上的纵向结构，意味着人大立法权和行政立法权的行使在理论上应当是人民自己的自我统治，因而只要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任何特定事项、特定时限的立法都拥有正当性，并不违反任何法理。其次，通过分析肯定了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的正当性，无论是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可以针对特定人、特定事项，立法平等原则无法成为否定的理由。该条更是直接针对特定对象发布的。本文在此认为，所谓程序权应当是一个广义概念，包含了宪法保障之事前程序权与事后程序权两大类。[72]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39页以下参照。

[6]新近研究，参见门中敬：‘立法和‘行政概念的宪法解释,《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44-53页。该条是宪法学所称平等原则或平等权的直接规范依据，而通说认为平等原则当然包括立法的平等。它之所以以国家权威作裁判，是因为国家权威带有公正、至上的性质，是遵道行道的最高组织形式。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性恶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这种生产方式不改变，人性恶是无法根本消除的，其中尤以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为标识。应该说，性恶性善都是客观存在，针对性恶或性善分别以法制或礼制加于对治，或许能有对症下药之效。四、法哲学的独得之秘法哲学是探讨法律的普遍的、一般的、终极的原理，这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特别是儒家，把人性作为道的本源，这就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吴经熊先生虽指出道德可以是法律的一个内容，却又认为道德对法律的入主有害无益。 注释：[1] 转引自黄静嘉著： 《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在社会意义上，法治是对人性恶的防范与遏止。二者都以人性为基，都有深厚的社会底蕴，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各占擅场，则又各失其偏，只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的急剧动荡之后，二者开始合流，自两汉以降，阳儒阴法、王霸道杂之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中华法系的优长之处，最为突出的是道德在法律中的植入，这是西方法律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然而，倘若各执一偏，礼义仁政恐堕为虚与委蛇，甚至姑息养奸。[14]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大都对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态度，指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与私有制、阶级对抗、两极分化、剥削压迫等密切相关，这是深邃的思想。[12]自此以后，人类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上演着征战杀伐、争相攘夺的历史悲剧，人性之恶也有了更为普遍的时代表现。王世杰、杨鸿烈两位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法系中道德与法律相混，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没有十分划清。

[12] 具体论证参见拙著《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重建中华体系刍议》，第一章第四节，二、法律起源的根本导因，更详尽的论证，参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三、四章。这种恶的对立一般有两种结果：或者此一方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同一。

这种互相转化是思想最重要的规定之一。个人道德、家庭道德、社会道德，在中国早就形成了完整的道德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中国人向往的最完美的人生路径，人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共同成就了我们美丽的家园、美好的社会。

这样的中华法系重建难道不值得我们倾力而为吗？。道德植入法律中，不是生硬地把道德灌入法律中，更不是用道德规范取代法律规范，而是遵循法律的自身规定性——即对恶的对立的解决，将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交由法律，用道德关系中的内在规定来决定法律规范，作为依法判案的依据，从而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绝对关系的本来面目，亦即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化。道之探索在儒学一尊下陷入停顿，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人们对道的探索仍然是有限的。重要的在于，中国古人从人性中开出道来，让中国的传统政治有了深厚的人性基础和清醒的理性认识，而道之两端最终都落实在中国的法制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法系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处，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华法系的法学基础仍有缺憾，但据此而前进，借鉴世界法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参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成就，或许能开创法理学新的未来。

《荀子·性恶》[9] 应该承认，在荀子的心目中，规范、限制甚至制裁的意义更重一些，保护的意义则很淡，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于是就有了双重的形式。

法律之所以重要，是取决于道德和权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可喜的是，各家各派对道的探寻最终都指向人性，涉及民本。

然而，阳儒阴法，引儒入法在中国法理学上曾经是一大公案，汉以后的近千年间，伦理道德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争论的主题，直到《唐律疏议》中确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争论似乎才得以平息，但是在现实的法制活动中，这一直都还是一个问题，人们谈到中华法系的特点，最主要之处是中华法律的伦理化，褒者誉之为优势，贬者诟之为病根，誉之罪之，看来还待申说。这种社会条件，我们信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推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这是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

恶的对立是黑格尔所发现，其他哲学家处鲜见其用。我们把道德和权利归置于道之下，使之从出于人性，人们或有疑虑。[17]因此，道德和权利，既要遵循人性的内在需要，又要受限于人类即存的生产方式，在这两者的结合中来建树人类的道德和权利，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类对它的认识和建立也是从自发到自觉，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从零星支离到集合系统的过程。当年也曾借鉴了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并不长，而东欧社会主义的历史则更短，很难说有多少成功的法制经验。

法律所对治的人性之恶，高度概括地说只有两类特征：一、人与人之间处于恶的对立。恶的对立因其只有单方面的同一性，未能实现双方的对立统一，往往是一过性的，没有生命力的。

我们曾谈到商品交换由于恶的对立的出现，使商品交换不能顺畅进行，从而产生了货币这个使用价值一般，形成一中介，使商品交换更容易进行。徜徉其间，我们顿生思古之幽情，追步先贤之踪迹，综绎百代之成败，于继承中谋发展，在全球内开新局，又何其喜洋洋哉。

这几年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提法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旋转。法治最初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制度安排，它以暴力为手段，以国家权威作裁判。

我们所极力称许的性善性恶两高峰，也是各自耸峙，两者相敌，致使我民族未能得通融之利。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华法系是不是德法不分？说中华法系德法不分，此言大谬，道德与法律自是两个系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注重道德的国度，尤其如此，除了有深厚的道德学说，更是早就有了道德的制度性规制——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道路的时代需要，这里的中国道路的探寻，实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道的探索与深化。人性有善与恶的表现，但是这种善与恶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人类的食色本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异化。

可以这么说，对恶的对立的惩治，是法律的形式性规范。但他们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方面，却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肯定方面。

未来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必须明确道是法律的根本遵循或核心，道又具体化为道德与权利，这两者在过去的中外法系中分别都有所表现，我们只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归置于道之下，使之更具有理论高度和系统性，既是对传统中华法系中精华的继承，又是对西方法系中有益经验的借鉴，俾使其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法系的基础。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的积贫积弱、外族入侵，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膺负这一历史使命诞生的。

[3]法律就是为了维护这个根本而设的。刑法设制适足以令万众侧目，甚至残民以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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